建议引用一下九一八 然后什么理性爱国
写这样的文章少讲史实 最好是自己的感受 比喻什么的

你是外星人连着都不会看你们老师了，他是愤青你就围绕抗日来写剩下不用说了吧

在一般人的感觉中，“仇恨”只要有了“民族”、“国家”的支撑，就是天经地义、正当合法的，换句话说，为了“民族”而仇恨，为了“国家”而杀人，永远是一种光荣而崇高的行为。毫无疑问，民族情感是一种自然而强烈的内在冲动，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精神立场。
英国诗人拜伦说：爱国英雄给民众带来光荣，专制暴君给民族带来灾难。这其中所强调的爱国显然是有理性的爱国，绝不是在表达爱国主义情绪的游行集会中伺机宣泄戾气，以带来暴力，甚至趁机牟利。而托克维尔也早就告诉我们，能形成专制气氛的何止暴君，还有多数暴民。在游行和围观中，一群人翻滚着怒火、挥舞着暴力的拳脚或借助棍棒，对其他人的私有财产进行肆意焚毁与破坏，所制造的恐怖的氛围让心存反对之意的人敢怒不敢言，这便是典型的多数专制。
历史上的日本，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伤害永远也无法弥补，甚至是到现在，他们依然不肯承认，总在扭曲历史，抢夺我们的钓鱼岛。不忘国耻，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灾难面前对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进行耻笑，更不应该对逝者幸灾乐祸。欠我们的，只是他们的政府当局，而不是无辜的普通百姓，在灾难面前，我们得放下仇恨，起码要有一颗同情心。林肯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民族如果对另一个民族长期怀着仇恨或崇拜的心理，这就是一种弱国心态。而一些网友的表达方式，真的很让我们痛心，这是一种自取其辱的情绪表达，如果真的想要别人尊重我们，起码我们得先学会自重。一个人，一旦充满了仇恨的种子，就会人格扭曲变态；一个民族，如果让仇恨的心理象山一样横亘在潜意识里，上升到最后，就会丧失理智的民族行为。
当年甘地在论及非暴力的时候，曾这样说：“一边是真理和非暴力，一边是谬误和暴力，在这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非暴力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意穿上和脱下的衣服，它的地位是在心灵中，它必定是我们存在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当我们的民众走上街头，为“保钓”呐喊的时候，理性与非暴力是至为重要的。然而，有多个城市的“保钓”活动出现打砸行为、发生暴力事件：西安、青岛、长沙等地，抵制日货的民间情绪高涨，甚至有人当众焚烧或打砸日系车；某些地方发生了袭击日本人的过激行为。
为此，李开复发布微博说：“今天最高兴的应该是日本人，因为他们看到数万中国人走上街头，破坏了自己同胞的汽车，掠夺了自己同胞的财产。”
深圳游行者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多次施放催泪弹。看过那镜头，我在微博上感叹：蠢货们再这么闹下去，反日游行，很快要变成反自己同胞、反自己国家的游行了，只有被日本人活活笑死。
暴力是一种谬误，它所稀缺的正是理性。这种谬误显而易见：打砸抢烧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其对象貌似是日企日货日系车，其实那受害的货主车主，是正经八百的自己的同胞！
这真是：亲为之痛，仇为之快。
没有目标，就找个似是而非的目标来攻击。“爱国”的口号，成了犯罪行为的遮羞布。“暴徒化”的游行，再愚蠢不过了，而且也让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混迹其中，发泄各种跟“保钓”无关的不满。
对此有网友撰写对联予以批评：“上联：香港公民拼命抵抗洗脑教育；下联：大陆屁民尽情展示洗脑成果；横批：一国两智！”许多网友发出冷静而理性的声音：“理性的抗议是必要的态度，暴戾的愤怒是愚昧的罪行。”“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一声叹息。”“砸的都是自己人的，毁的都是自己人的，爱的哪国？”
“义和团”式的“激进爱国”，其实是误国、害国。爱国和误国、害国、伪爱国，往往只是一步之遥。就种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爱国主义”，西哲早就提出严厉批评，留下许多振聋发聩的名言，比如：“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爱国主义是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等等等等。
从民族主义，到狭隘民族主义，到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到愚昧无边的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这一步步的演变很可怕，我们要高度警惕。
经济性的制裁，只有政府才能“精确制导”，才会具备真正的力量。民间的所谓“抵制日货”，大抵只是个人意愿的表达，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意义。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抵制日货很蠢，因为这必然会伤及无辜，以致伤及自己。“抵制日货易，抵制蠢货难”，真心希望不要出现这样的“负能量”“负局面”。
民族主义也是许多中国人难于平静而理智地思考的问题。外族的入侵使我们的民族情感变得复杂而激愤。再加上不同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往往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社会动员和精神控驭（胡适曾就这一点激烈地批评过国民党政府），这样，民族主义在中国便日渐成为一种不容怀疑的精神立场和价值选择。它一方面排斥了基于自由选择的个人化的多样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凝定成一种集体性的狭隘而极端的情感方式和思维定势。最后，民族性就成了一种压抑个性的整体性力量。这种压抑是不正常的、悲剧性的，因为，实际的情况，正像叔本华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无论如何说，个性都要比民族性重要得多，任何特殊的个人都要比民族重要千万倍；因为不说到大量的个人，就无法谈到国民性”。